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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明火执仗的施害者，却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民族，一个通过编造他人的阴谋来掩饰自己失败的民族，一个拒绝改变、怨天尤人、被历史抛弃的民族。俄罗斯的失败，需要反省的，不仅仅是俄罗斯。



2021年7月12日，普京发表长文《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统一》，称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，属于一个民族，即大俄罗斯民族。乌克兰境内有大量俄罗斯裔居民，占据了传统上属于俄罗斯的土地，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一个纯乌克兰国家的形成，就好比对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。乌克兰是自十六世纪以来外来势力创造的反俄罗斯的计划，也是苏联时代的一系列政治和行政决策创造的。当前乌克兰危机，完全是西方和恐怖分子们的反俄阴谋。俄罗斯和乌克兰，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共同的命运。没有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，乌克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主权。



这篇长文，被指定为俄军政治思想教育必读。许多中国网民，也完全接受其中的观点，认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正当的自卫反击。渴望着回归俄罗斯大家庭的乌克兰人民，一旦看到俄罗斯的旗帜，就会自动起来推翻现存的政府，夹道欢迎“解放军”。



但是，短短几天，乌克兰人民就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普京的错误：他们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拼死反抗，打得俄罗斯措手不及，头两周居然没有拿下一个大城市，包括预计几个小时就拿下的边境城市哈尔科夫（Kharkiv，离俄境仅三十公里）。大量的乌克兰人，从电影明星、歌星、运动员、前总统、作家、工程师，到从海外千里迢迢赶回的侨民，都同仇敌忾，共赴国难。随时准备为国献身的总统泽连斯基，支持率飙高到91%。还有老太太也扛起枪了，要给孙子们看看，让他们作为一个“骄傲的乌克兰人”长大。另一方面，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，乌克兰人的反俄情绪是压倒性的。他们痛恨的已经不仅仅是普京，而且包括俄罗斯人。在战前，如果说乌克兰和俄罗斯还属于一个大俄罗斯民族的话，普京的战争，则打造了一个义无反顾的乌克兰民族，从此和俄罗斯分道扬镳。



为什么这么说？



因为基辅是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地。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确实难解难分。很多乌克兰的士兵都是俄乌混血。但是，如今的决裂，并非民族之间的战争，而是一场超越民族认同的文明冲突，即欧洲版的东西文明的冲突。



从彼得大帝开始，俄罗斯的成长，就和一波又一波的西化浪潮相伴。西化带来了可观的成功，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挫败。成功和挫败，又导致分裂。我们在乌克兰战争中看得很清楚：乌克兰要奔向西方，俄罗斯要回归本土传统。这里的“西方”也好，“传统”也好，都是两个“想象共同体”的一部分，塑造着两个民族的性格，使之从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出发，渐行渐远，最终以战争的形式分道扬镳。



二十多年前，挪威的俄罗斯学者Iver Neumann曾分析过俄罗斯历史中“西方”或“欧洲”的概念，开篇就拿戈尔巴乔夫和普京作对比：



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出版的《改革》一书中强调，某些西方势力试图把苏联排除在欧洲之外，把欧洲仅仅等同为西欧。但地理和历史现实完全不同。俄罗斯和欧洲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我们就是欧洲人。旧俄国和欧洲被基督教统一在一起。俄罗斯的历史，是欧洲历史有机的一部分。

 

【戈尔巴乔夫：俄罗斯属于欧洲】

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夜，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，则发表一篇长篇讲话，特别强调：九十年代的经验证明，复兴俄罗斯不能靠书本上的一些抽象教条，不能照搬西方模式，俄罗斯不可能拷贝美英的制度。在西方，自由的价值根深蒂固。但在俄罗斯，国家在人民生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。对于俄罗斯而言，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秩序的保障、变革的动力。现代俄罗斯不会把一个强大有效的国家视为专制机器。



戈尔巴乔夫和普京的言论，相距仅十年左右，基调大为不同。从不同的侧面，揭示了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彷徨。戈尔巴乔夫显然希望苏联走向欧洲，觉得这是走出困境的正途；普京则强调俄罗斯不是西方，也不能学西方。



这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家的倾向。俄罗斯，或大部分前苏联社会，在这方面都产生了分裂。苏联解体，提供了释放这种社会分裂的机会。比如波罗的海三个小国，赶紧加入北约和欧盟，成为不折不扣的欧洲国家。乌克兰，也希望步它们的后尘。俄罗斯本身，则无法通过国家分裂来释放这种社会分裂，在普京的领导下，回归本土传统。



那么，西方，或者说欧洲，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普京所界定的俄罗斯，又是个什么概念？



西方（或欧洲）的概念，在西方世界本身就众说纷纭。我选择一个比较左翼的界定：西方（或欧洲），不是一个宗教或历史的概念，不是由基督教或所谓“共同的历史经验”所界定的。而更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架构，或者说代表着一种文化理想。其基本原则，就是国家和社会有层次地分立、各司其职、互相监督甚至钳制，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核心准则。换句话说，西方文化不是过去的历史和宗教的囚徒，而是面对未来的一个缔造共识的包容性文明。进入西方文化，不必“言必称希腊”，不必奢谈“文化遗产”。比如，古希腊社会经常把妇女囚禁在家中，但我们现在不时看到欧洲的女议员一边审议提案一边哺乳的照片。在这方面，一个尊重妇女的中国人，比一个古希腊的大男子主义者更容易融入西方文化。



普京所界定的俄罗斯的传统是什么？俄罗斯传统，是被共同的历史和宗教所界定的，要不断地回到自己的根。国家和民族，是一个有机体，个人不过是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。这个有机体，需要大脑，也需要其他的肢体，但所有肢体都需要服从大脑的指挥。所以，强大的国家权力，是这个有机体运行无碍的基本条件。个人都必须服从这个大脑般的统治者。只有这个有机体强大了，个人才能强大。

 

【个人是肢体，领袖是大脑】

其实，类似的观念，魏特夫五十年代在《东方专制主义》一书中已经表达过。即东方社会，起源于大河文明，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协调水利工程，进而形成了专制政体等等。但此说很快受到学界批评，称其冷战意识形态过强，具体论据不足甚至错误。比如俄罗斯，并非起源于大河文明，怎么也能用东方专制主义来套？然而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把一个民族视为有机体、大家都是肢体、必须听一个大脑统治的说法，在俄罗斯历史上不断被作为民族传统来阐述。与此同时，西方个人主义，则经常被视为堕落的、腐蚀性的文化。所以，本土话语和西方话语，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从来都难解难分。戈尔巴乔夫和普京，不过是又一次的变奏。



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？



让我们回顾几个历史关节。



十世纪末期（有说为988年），基辅公国的君主Vladimir接待了来自穆斯林、罗马天主教、犹太教、希腊东正教的使节，最终决定皈依东正教。这一决策的具体缘由几乎不可考。但似乎也不难理解。当时的穆斯林世界已经四分五裂，罗马天主教则缺乏政治权力、往往需要欧洲君主的保护。东正教则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。拜占庭虽然早已衰落，但毕竟是罗马帝国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其首府君士坦丁堡，把持着欧亚贸易的要津，算是当时的“世界之都”。不管Vladimir是出于什么考虑，他的皈依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。俄罗斯进入了基督教世界，但东正教是属于基督教大分裂（Schism）后衰落的一方，最终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所灭，东正教再也无法跟西方的天主教抗衡，属于基督教世界边缘化的旁支。幸运的是，拜占庭这一“宗主”的消失，渐渐使俄罗斯在欧洲的东方处于一种“山中无老虎”的地位上，成为东正教的主心骨。日后在和奥斯曼帝国的博弈中，俄罗斯一度以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的保护人自居。



也许更为重要的是，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，是政教合一。东正教的教长（patriarch），是拜占庭皇帝任命的宗教领袖。天主教的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关系，则缺乏清晰界定，最终为了争谁是老大发生了“叙任权之争“ （Investiture controversy）。一方是皇帝废除教皇，一方是教皇把皇帝革除教门，打得不亦乐乎。这场持续不断的争斗，最后的制度遗产，则是政教分离。等到宗教改革，天主教世界再度分裂，新起的新教，鼓励教徒直接读《圣经》，人人皆可为牧师，而不要听教廷的指挥。这与使得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变本加厉地成长，与后来政教合一的俄罗斯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应该说，此时的俄罗斯，还在欧洲的传统之外。



这一切，被彼得大帝所改变。



彼得大帝十岁即位，和其哥哥共治，由其姐姐摄政，其实就是贵族(boyars)和莫斯科卫戍部队(streltsy)的傀儡。等到他亲政后，为了摆脱这些传统势力的控制，亲赴欧洲学习，对英格兰和尼德兰格外倾慕，回国后执意西化，富国强兵，并无情镇压了卫戍部队的反叛，据说一口气处决了一千多人，然后通过征兵制度，把军队扩张到了30万之众。



彼得大帝的西化，效仿的是路易十四式的专制王权模式，先是打击贵族势力及其所依据的传统，然后根据瑞典模式建立八个行政院来治理，每个行政院都有一个外国顾问。他驯服了不听话的俄罗斯东正教，废止了东正教的最高职位教长（patriarch），代之以一个政府部门—“教务会“（Holy Synod），由其手下的官僚来领导，进而把宗教整合进国家权力结构。同时，他在北方战争中击败劲敌瑞典，建造圣彼得堡作为其走向欧洲的象征。历史家们普通承认，俄罗斯是通过彼得大帝而登上了欧洲舞台。

 

【彼得大帝的武功】

彼得大帝1725年去世后，俄罗斯王庭动荡不止，缺乏作为，直到1762年卡瑟琳二世即位，算是又一位“明君“。卡瑟琳出身于普鲁士，因为嫁给了彼得三世，借着丈夫之死，通过宫廷政变被贵族拥戴为女沙皇。她是那个时代欧洲的几个”启蒙君主“之一，倾慕启蒙主义的理念，并与启蒙学者们多有过往，曾召集有500个代表的立法委员会，试图修订俄罗斯法律。在她的统治下，俄罗斯伙同普鲁士、奥地利三度瓜分波兰，并征服了克里米亚。当今乌克兰和周边地区的各种纠结，和那个时代密切相关。另外，他击败奥斯曼帝国，使俄罗斯的舰队从黑海直下地中海，并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保护者。总之，凯瑟琳算是个来自西方的西化君主。俄罗斯在她手下壮大。但也恰恰因为她是血统不正的外来户，严重依赖贵族的支持，很少触犯贵族的既得利益。比如，她深知俄罗斯要强大，农奴制非废不可。但是为了保护贵族利益，她只能绕开这个问题。



1812年，俄罗斯击败拿破仑，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力量。拿破仑战争，在欧洲各国普遍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。这成为新式君主大可利用的合法性资源。同时，拿破仑所散布的启蒙主义理念，也成为欧洲王室的心腹之患。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，一度倾向于启蒙主义，但在这个过程中转向极端保守，将这些西方的思想视为洪水猛兽，压制自由主义，顽固地维持沙皇专制。但是，在俄军反攻进入欧洲的过程中，俄军官兵中的先知先觉者，看到欧洲才意识到俄罗斯是多么落后，进而被启蒙思想所吸引，要求西化的改革，倡导代议制政府和废奴理念，最终在亚历山大死后尼古拉一世即位的1825年，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反叛。作为对这种不安定因素的回应，尼古拉一世建立了十九世纪欧洲最为专制的统治，推行了荣耀俄罗斯的 “官方民族”计划，以“东正教、专权、和民族”为口号，以抵制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。



也许，这是俄罗斯由盛转衰的拐点。1853-1856年，当俄罗斯再度和奥斯曼帝国交手时，英法都对俄罗斯宣战，结果是俄罗斯的惨败。这场惨败，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改革呼声，导致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动了自彼得大帝以来最重要的改革，包括1861年废除农奴制。但是，这种改革来得太晚，也太不彻底，1881年亚历山大就被革命党人暗杀。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，则是如尼古拉一世一般保守的专制君主，废止了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。等他儿子尼古拉二世上台时，毫无斗志的俄军输掉日俄战争，引发第一次俄国革命。接着就是一战，俄军的惨败引发十月革命，俄罗斯帝国崩解，尼古拉二世被布尔什维克处决。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【尼古拉二世，最后的沙皇】

随之而起的苏联，按说是以共产主义这一普世理念为意识形态，理应超越东西文化。更何况，“东方专制主义”，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归类，带有强烈的负面意义。但是，在1948年的苏联教科书《短程党史》中，布尔什维克被描述成与西化进行斗争的力量。这已经是冷战开始之际。西方，不仅仅是个文化概念，而且成为和苏联敌对的国家集团。



从这些简要的历史关节我们可以看出，俄罗斯社会，从彼得大帝开始，就有着强大的进入西方的冲动。而每一次西化，都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。随之而起的，是一种强烈的本土主义的反弹，即把一切失败，都归之于西方文化的侵蚀，或者西方政治力量的颠覆。Iver Neumann敏锐地观察到，所谓“俄罗斯精神”的话语，自始至终没有一种独立的、正面的叙述，从来都是依附于“西方“或”欧洲“这个概念，即通过对”西方“或”欧洲“的否定，来建立俄罗斯的民族性。也许，所谓俄罗斯精神，就是对西方的抵制？



Iver Neumann进一步指出这种俄罗斯精神和西方精神的冲突。斯宾诺莎有句名言：“国王的文件，对所有人都是有约束力的，包括国王自己。”政治首脑，必须把自己置于国家之下。这是西方普遍的共识。但是，俄罗斯文化至今消化不了这样的理念。俄语中的国家概念，字源上还是一家之主的意思。也不奇怪，叶利钦的民主试验，一度把行政集团大幅度扩张，有更广泛的代表性。到了普京，真正掌权的行政扈从被缩减到5000人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形成了寡头统治。一位专门研究普京的俄国记者Mikhail Zygar最近在《纽约时报》上撰文指出，普京现在谁都不相信，完全自我隔绝。在疫情期间，哪怕是政府要员，见他之前要隔离一周。2020年夏天，他避居自己的别墅，唯一相伴的就是九十年代相识Yuri Kovalchuk，一位物理学家出身、信奉东正教神秘主义的顾问。其他官员，见了普京，无不抓耳挠腮地猜想他希望听什么样的话。而普京对此并非不知道，也非常恼怒，甚至公开在电视上羞辱自己的情报官员，但还是不会容忍不同意见。难怪有人讥讽说，普京就是一位新沙皇。和老沙皇不同的是，老沙皇对自己的大臣们要客气很多。

 

【新沙皇的气象】

David Brooks最近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的专栏中一语中的：普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政治家。他是认同政治的创业者。他唯一的成就，就是帮助俄罗斯人从苏联解体的心理创伤中恢复，给他们一种集体的认同感，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世界上还是有分量的。乌克兰战争的要害不是土地，是一种心理补偿。普京一再刺激俄罗斯人对西方的怨恨。明明是俄罗斯人多次西化失败，其原因也往往是过于迁就如农奴制等等的本土传统。但普京把这样的历史经验所带来的劣等感，炒作为一种无辜的受害者情结：是美国人、西方人，对我们干了这些！2014年，克里姆林宫的代理首席阁僚Vyacheslav Volodin直言不讳地说，没有普京，就没有今天的俄罗斯。



然而，这场乌克兰战争再次显示，西方那种个人权利本位、国家社会分立的制度框架，有着俄罗斯那种有机民族整体理念所不具有的效率。在大俄罗斯民族中，西化的信奉者不乏其人，他们不失时机地借着国家解体或移民而投向西方。普京和俄罗斯民族，一直都深陷于羞辱感和劣等感中不能自拔。如今，他们要面对的，是他们最看重的那部分世界对他们的羞辱。他们越想摆出强大的样子，所展示出来的就越虚弱。



这让我想起基辛格在他1957年的立身之作《一个被修复的世界》中话：“奥地利帝国没有改变。但历史开始与之擦身而过”。在拿破仑战争后，虽然旧王朝复辟，但宪政、民族主义、和经济自由，已经成为遍及欧洲的普遍诉求。但奥匈帝国，对这些诉求全面抵制。乃至如此多种族、多宗教、多语言的帝国，就靠哈布斯堡王室维持。最终的结果，是普鲁士崛起为统一德意志的力量，奥地利帝国不断瓦解，二战后幸运地萎缩成覆盖维也纳郊区的小国。其实，早在法国大革命前，普鲁士的君主费德里克（Frederickthe Great）就已经成为启蒙君主。路易十四的名言是“朕即国家”，费德里克则称“我是国家的第一仆人”。一个强人主宰的国家，在十八世纪就已经过时。可惜，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民族精神，则被普京的个人心理需求所表达。历史，很难对俄罗斯仁慈。